落实碳达峰要规避多重风险

■本报记者 朱妍 《 中国能源报 》（ 2021年01月04日   第 02 版）

“目前，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后期，经济发展仍有较高预期。在此情况下，能源需求将缓慢增长，直至2030年后才有可能趋缓、达到峰值。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结构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仍会有增长。为实现碳达峰，要大幅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，以此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新排放。换句话说，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率要高于GDP的增长率。”在近日举行的“中国电力圆桌”2020年四季度会议上，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。

一边是经济持续发展，一边是控制碳排放增量，如何兼顾？与会专家普遍认为，以碳达峰为目标导向，关键在于推进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。但在此过程中，一系列潜在风险必须引起警惕。

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就是减碳

根据最新目标，到2030年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%左右，风电、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。“由此可使能源总需求的增量，基本依靠增加非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，从而实现碳达峰。”何健坤称。

在此之前，大量化石能源何去何从？何健坤表示，以长期碳中和目标为导向，必须严控煤电、钢铁、石化等高耗能产业扩张，注重以电能利用取代煤炭、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直接燃烧利用，用智能化、电气化推进终端消费的脱碳化。尤其要避免近期高碳基础设施和产能扩张的技术锁定效应，以及高碳产能提前退役带来的搁浅成本。

在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看来，尽可能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就是减碳。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，节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。节能是第一清洁低碳经济能源，不是面向单一领域或某一地区，而是要推进系统节能、形成节能氛围。”

以碳基能源利用为例，吴吟表示，我国煤电装机容量10.1亿千瓦，发电煤耗若能达到289克标准煤/千瓦时，可节煤4.17亿吨；钢铁、建材、化工单位产品煤耗若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可节煤4.2亿吨；燃煤工业锅炉若采用高效、低排放的煤粉炉，热效率由65%提至90%，可节煤1.4亿吨；居民和服务业燃煤炉灶采用热效率70%的新型炉灶，可节煤2.1亿吨。“这几项加起来的节煤量，相当于8.5亿吨标准煤。按照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48.6亿吨标准煤计算，在非化石能源用量不变的情况下，其比重可由原本的15.3%提高到18.6%，节能潜力巨大。”

警惕转型带来的安全风险

除了化石能源带来的高碳风险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面临值得警惕的问题。

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指出，碳中和目标掀起能源电力系统转型的新热潮，但其中，存在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“灰犀牛”事件，以及小概率、高风险的“黑天鹅”事件。具体而言，分别指风电、光伏等新能源发电波动性、不确定性、随机性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造成的影响，和由小概率自然现象引起的能源安全大风险。

“传统电力供应安全体系，建立在以煤电、水电、气电、核电为基础的'源随荷动'模式上。'源'供应的安全性稳定，决定了电力系统的整体安全性。过去10年，可再生能源发展虽快，但占比依然不大，电力系统仍以煤电为主体，后者起到兜底保障作用。而在碳中和目标下，可再生能源将大规模、大比例进入电力系统，使得能源安全问题的性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。”王志轩表示，目前对“灰犀牛”已有高度认知，处于破解难题阶段，但对“黑天鹅”的认识远远不够，应对几乎处于空白。“比如，大面积、长时间的阴雨天、静风天，对光伏、风电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将造成重大电力断供风险。虽是小概率事件，一旦发生破坏性很大，对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将带来灾难性风险。”

这一观点，得到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副理事长韩水的赞同。“新能源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电，并不是偶然事件。调研显示，西北地区连续4天无风的情况常有发生，将来若有超过80%的新能源进入系统，对电网而言是极大考验。今后输送新能源还要不要发展火电？备用电源如何配置？持续4-5天甚至跨季节的储能如何发展？”

重视风险防范成本的传导

面对上述问题，与会专家进一步提出建议。何健坤认为，“十四五”应确立积极的节能降碳指标，力争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14%，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%左右，并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5亿吨标准煤以内。“十四五“期间，力争实现煤炭消费达峰甚至负增长；“十五五”期间，石油消费量争取达峰。期间天然气消费增长产生的碳排放，必须由煤炭消费量下降所减少的碳排放来抵消。

韩水也称，能源消费总量越大，对实现碳中和提出的要求就越高。但目前，我国单位GDP能耗仍是发达国家的2倍左右，部分行业甚至存在高用能、低贡献的情况。“比如，工业用能占比约为66%，对GDP的贡献却只有32%；交通用能占比在9.2%，在GDP贡献中仅占4.3%。为有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这些行业应该加速转型。”

同时，“不能把所有注意力全部压在风电、光伏身上。核能、氢能等，对于电网运行安全控制有好处的非化石能源，以及煤电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等低碳发展方式，同样值得关注。”韩水表示。

王志轩提出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，也是以电价为引导的能源电力转型过程，各种风险控制成本就是能源转型成本，最终必然传导至终端用户。“没有将电能全成本传导到终端用户，不利于用户认识低碳发展的艰巨性，也会间接影响碳价，以及碳市场正常运行。因此，电价政策改革要以电能商品属性为依据逐步完善，政府要高度重视系统支撑和风险防范的成本传导。可再生能源即便发展到比煤电更便宜的阶段，是否就能构建一个百分之百的可再生能源系统，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”